5 转引自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77页）。
所以，我在这里用一般来说来论及阅读和观察是思考的前提条件。所以，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各类探讨性使用及其持续展开，总是寄生于并且无法摆脱于深层的以社会争夺为内容的人类欲望以及话语征服的内驱力。
笔者在已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大致分析过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的困境。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第一，是实践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不会因为一般理论分析中的争议性使用的停止（其实也不可能停止）而停止，第二，是科学式共时法学又不能不依赖（而且其本身也希望）被细致描述过的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概念，而被细致描述过的法律等概念，在实践争议不断而且继续存在的条件下，则是难以出现共识意见的。其实，退一步而言，我们也能发现，即使认定法律等词的日常化感性使用可以用作依赖，科学式共时法学极为可能依然无法成功。参见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82。[64] 在此，我想例举人人熟知的沿袭罗马私法而来的法学知识作为说明。
各类意见，特别关注法律一词的含义到底是怎样的，它们会从不同立场出发，去阐明或含蓄表达[48]法律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将法律一词的使用变为探讨性使用。如果我们相信，与利益需求密切相连的价值判断，就普遍意义而言极难存在高低之分，而且相信，法学的认知判断是在持续不断的利益纷争的背景中展开的，是参与，从而和价值判断相互纠缠，那么，法学知识的变化而非进化，不论我们感到多么不情愿，多么难以置信，也将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自然结论。其一是与虚幻相对的真实。
[18] 这就不奇怪20世纪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对过去现象个体选择的决定永远是从实际动机作出的，它归结为保存或忽视的活动。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在任何已知的特定时代和社会中，即便有人或群体宣布一个法律概念或其他具体法概念是固定的、普遍的，实践中的人们依然会依特定立场特定姿态提出它们的各类探讨性使用。前者可称历时法学，后者可称共时法学。尽管，被用来说明阐述该词的其他词语可以是被感性使用的，而且，相对于该词而言，其他词语只能是被感性使用的，但是，法律等词本身在科学式共时法学潜在意识中，则必须是被精确探讨使用的，亦即对其含义是要予以澄清的。
参见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但是，Dworkin理论的后续部分以及目的，与本文是不同的。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5th， revised and edited by R. Campbell， London： John Murray， 1885， p. 1073.同时，其也相信，经过实证分析研究之后，可以发现现存法律现象的不足或弊端，从而开出适宜的建设性药方。
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科学式共时法学出发点的法律诸概念，通常来说，也正是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出发点。在前述中，我仅仅是用例举的方式，将其展示出来。[30]档案员当然可以依赖相互联系的证据进行甄别工作，作出某种判断。这样，带有历史语境标记的学术范式，使研究者的思考成为语境化的，并可使其适恰地融入既存的游戏规则。
不奇怪，各类法律文本之间的实践互动关系十分复杂，从不同角度方面切入，得出不同的重要性论断，将是十分自然的。1950年代，中国在各个方面呈现了新旧势力（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激烈争夺的特殊历史情形。参见陈景良：《新中国法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立足于1957-1966年的考察》，《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相反，我们似乎应该寻找难以寻觅的没有使用科学语汇的对立面的例子，以从反面说明科学意识化修辞是如何占据了法学知识语词使用的广泛场域。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阅读法学知识内容的过程也有对抗质疑性的。[2]科学，从现有的中国法学语境来看，包含了客观、准确、反映规律、指涉真理、中立乃至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等诸种含义。
在这种偏见、姿态和诉求中，特定历史主体融合了自己的知识前见、价值判断和实践立场。换言之，也可这样认为，法律理论中所呈现的对法律诸词进行的学术研究，是法律实践中的法律诸词探讨性使用的另外一种方式的展开。
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版，第4页。这样，在有限材料本文限制下出现的、并在有限文本写作空间中产出的研究结论，如何可以对照无限时序中的各类材料文本，以断定其自身的真实可靠性，以至普遍的真理性？有限材料表现出来的语境制约，是历史语境的第一个限定因素。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法律实践者运用各类论证资源，在自己的法律裁判中彰显法律的概念。经济学的知识在这里是法学思考的一类工具、学术武装，而非单纯的经济学问。我只是认为，在法学语境中，由于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等词汇的探讨性使用的特殊性，以及法律与被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群体和作为研究者的人物群体都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和观念纷争，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其外，从事貌似外在的客观公允的法学研究，从而不断累积叠加、有机整合法学的相对真理，进而走向绝对真理。[16] 比如，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律史文本，其中有些（如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认为清乾隆年间祝庆祺、鲍书芸编撰的《刑案汇览》中所表现出来的法律现象颇为重要，但在1980年代，中国法律史研究性文本，通常来说并不认为其中的法律现象多么重要，它们更多关注条文章典文字性的法律制度。
我们，只是在不自觉地默认其含义的情形下，对其加以使用，并表达另外的论说主题意义。注释： [1] 本文分析的法学知识，是指学术语境中的法学知识。
然而，作为科学式的历时法学，本身便拒绝没有确凿根据的想象发挥。就后一点而言，如前所述，恰是因为科学式共时法学必须关注必须研讨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法律等诸词的探讨性使用，并以其为起点，铺设法学理论编织的话语通道。
1997年《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对这类情形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正如凯尔森所说，科学的法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中法律一词的通常使用。
在欧洲中世纪以及近代初期，一些极端自然法学理论主张者认为，只有意志而无理性或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是法律。理论来源于实践在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同时，既强调了两者的联系，也坚持了两者的区别。在法学实证的观察、归纳、分析的方法中，一种可能[60]在实证的自然科学或实证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得以存在的极富成效（或者较为富有成效）的推论和结果，则是极易如履薄冰、瞬息即逝，甚至形同虚设。更需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并且无法预测，在将来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将会怎样探讨性地使用这些法律词汇。
但是，科学式的法学研究必然依赖资源的有效支持，至少就实证材料而言是如此。法律实践中,法律语词的争议性使用,尤其是探讨性使用,更凸显这种科学主义的困境。
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也无资格，认为自己法学知识中的掺杂历史偏见的价值判断、认知判断，可以成为力排他者的唯我独尊，从而没有理由与资格，将自己摆在貌似公允的外在立场，论说法学知识的低高进化。我另将指出，科学式共时法学的某些内在困境，也是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困境的根本原因。
这种具体特定时空环境中的不同意见，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更为要害的。[7] 本文尝试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8]分析法学科学性观念的理论困境。
他者认为是法律的，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这样，我们又有什么确凿理由认为：这些证据不会和真实发生的事物事情出现偏差？[29]历时法学档案员，面对的只有历史证据。不过，我需要事先申明：法学知识无法成为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即便不是老生常谈，也是老调重弹。这与19世纪英国法学学者John Austin和20世纪美裔奥籍法学学者Hans Kelsen的观念十分接近，也可以说，在学术渊源上主要来源于后两者的思想。
这样分类，仅仅出于本文分析方便的缘故。[39] 严格来说，阅读和观察与思考的关系并非纯粹是单向的。
另见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6th， London， 1825， I： p. 41.但是，在今日西方，已经极少有人这样认为了。关于近代以及现代（1950年代以前）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与实证法学科学观念的关系，可参见Hubert Rottleuthner， Legal Theor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Theory of Legal Science， ed. Aleksander Peczenik， Lars Lindahl， and Bert van Roermund，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 525.另可参见Dennis Lloyd，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还可参见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93. 中国法学中的科学态度和西方法律科学观念的关系较为复杂。
大家的概念界定，显然无从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是否靠近真实本质、是否靠近真理认识， 是否成为宏伟大厦的一砖一瓦之类的问题，其本身，便成为了无法证实的玄学问题。
